在中国，书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，至西汉末期，中国最早的图书贸易市场“槐市”已经在长安成型。之所以有这么个好听的名字，是因为公元4年，长安太学近旁出现了包括买卖书籍在内的综合性贸易市场。因为它坐落在绿叶浓阴的槐树林中，故称为“槐市”。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太学生多会于此，“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籍，笙磐乐器，相与买卖，雍容揖让，或议论槐下”。“槐市”兴于西汉末期，王莽政权崩溃后，战乱中太学解散，“槐市”随之消失。
然而，“槐市”消失，可不意味着图书市场的消失，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它以书肆、书林、书铺、书棚、书堂、书屋等名称，一直活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。至宋代以后，统称为书坊;到乾隆年间，叫做书店;发展到中国近代史上，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书店统称为书局。
作为古今典籍的聚散地，雅俗文化的传播体，以买卖书为主体的书肆，犹如桥梁，联系着难以计数的文人学者、藏书家、书生及其书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承载着文明资源与学术薪火的积聚与传送。书店的繁荣或凋零，折射着社会经济与时代文化的盛衰变幻，而书肆的分布迁移，则又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、文化水准及其印刷技术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。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载：“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，燕市也，金陵也，阊阖也，临安也。”基本上概括出了明清以来我国书肆分布的大致情形：即北京、南京、苏州、浙江等地，既为经济发达之地，亦是书肆繁荣之所。
在民国孙殿起所著的《琉璃厂书肆三记》载，截止1940年左右，北京仅琉璃厂一带，书店多达220余家;六朝古都南京乃明代最为重要的刻书中心之一，仅民间书坊就有富春堂、世德堂、文林阁等57家;若再加上官刻机构和刻书私家，其数量便更可观了;作为明清时期全国的经济文化枢纽、刻书藏书中心，小小一座苏州城，竟有书肆65家。康熙十年，苏州还成立了书业公所———崇德书院。清末四大藏书楼：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、湖州陆氏皕宋楼，其中浙东浙西地区占了一半。此外，该地区的造纸业、刻书业也十分发达，已形成了不少专业的刻书、印书乡镇，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当然，少不了还要提到后来居上，并迅速崛起为中国近代书业中心与支柱的上海。晚清以来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、空前开放的人文政策，上海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，繁荣的经济又催开了文化事业、特别是出版事业的发展之花。当时一些名闻全国的大出版机构，如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申报馆、开明书店、世界书局等，大多集中在上海。
如此繁盛的书肆市场，作为那个时代的读者，是什么感受呢?黄裳在《西泠访书记》中说：“白居易的名句‘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’……照我的意思，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，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。”
